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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民族尊严不能靠谎言维持
作者：芦笛
最近有人质疑“四大发明”和“五千年历史”等经典教义，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对这种反应再熟悉不过了：你提出某种离经叛道的说法，伤害了人家的感情，自然要引起人家的强烈情绪反弹。
对“四大发明”的帖子我倒是细心看了一番，但那“五千年”帖我就没打开看，因为觉得没必要：连我官方撰写的教科书都只敢吹“四千年历史”，到底那多出来的一千是谁加上去的？既然要加，为什么只敢加一千，加到“一万”不是更过瘾么？
据我这票友所知，中国唯一有证据证明存在的最早的朝代是商朝，夏朝只存在于几千年后的历史记载中。那还和沈括记录同代人毕升的发现不同，在过硬证据发现之前，后人的记载只能视为传说。你当然可以坚定地相信夏朝确实存在，不过那是一种信仰，而谁都知道，信仰只能留给自己，不能强加于人。
其实类似的观点我早就在近五年前说过了：中国古代不是科学落后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的问题。记得我讲过，科学不是由没文化的工匠口口相传的手艺，是由知识分子建立、通过教育传播、由系统的教科书和学术书籍代代相传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请问诸位，中国历史上有过这种东西么？早在古希腊时代，人家就创立了雅典学院，传授当时所建立的百家学说，而在中国，教育从来是一人开办的私学，教授的是一家之言。孔子不必说，就是后来的“书院”也根本不是洋学堂的等价物。国学只有一科，就是文科，您在私塾里学到的是四书五经，不是四舍五入开平方。您的 “专业”，也就是在那几本经书里挑一本，决定去“治”哪一经。“治”出名声来后，朝廷自然会请你去做官，此所谓“辛苦遭逢起一经”（文天祥诗）。
而且，这“治”也不是什么研究，无非是去体会圣人的“微言大义”，把那些远古的伦理教导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的一种思想改造活动。这当然也可以勉强算作智力活动，但恐怕没什么创造性可言，否则文革时期应该是咱们咱们智力活动最辉煌的顶峰时期也。
直到晚清，白首穷经的老儒们才和学童们一道，日夜钻研托人从上海买来的《算学》，琢磨如何解最烂最臭的一元一次方程。您说在这种情况下，古人还能有什么科学发明？
我早就说过了，不要相信某些媚俗宣传，误以为劳动人民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在社会脑体力劳动分工形成后，所有的发现发明基本上都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作出来的，此乃人家的专业，否则还何必有什么劳动分工？
这就是中国古代科技发现不如人的根本原因：不是咱们比人家笨，而是因为咱们没有这个职业队伍，更没有西方式的求知传统。而后者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原因。
无论是儒道释哪一家，都不鼓励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儒家的中心兴趣是以牺牲物质追求和物质进步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为此视“奇技淫巧”为“玩物丧志”，刺激邪欲的“动乱苗子”，道家有浓厚的反智主义传统，不但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庄子更论证过“以有涯随无涯（以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知识），殆矣！”四大皆空的和尚们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流的人材都给吸引去读书作官去了，只有兴趣确实与众不同、而且没有什么文学写作能力的异数才会去心甘情愿地充当“下九流”，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的任务完全落在了文盲大众身上，您说这还能发明创造出什么玩意来？即使发明出来又如何？毕升那天才发明竟然落到了无疾而终的下场，不就最生动地证明了传统社会与科技不相容的事实？
类似受害的还决不止科学，除了诗歌之外，其他文学艺术诸如小说、戏剧、雕塑、音乐、建筑等等，也无不在大众眼里成了“王八戏子吹鼓手”的下流活动。凡是真正熟悉传统文明的同志，恐怕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确实创造出了高度的灿烂文明，而南宋似乎确应算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文明社会。之所以如此说，是我并不认为科学的存在是文明社会赖以成立的必要条件。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显著的区别也就在这一点上：在西方，文明基本上是由精英们创造的；而在中国，除了诗歌、散文、绘画之外的文化活动却基本上由大老粗和极少数的“士人败类”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能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来，我看主要是靠咱们“人口众多”的规模效应。
其实不但马克思曾指出中国没有科学和哲学（我同意他这一论断，中国确实没有科学，更没有哲学），就连俄国文学家契诃夫也纳闷地说过，中国是一个没有科学的国家，不过人家不照样活的好好的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也是这样。所谓文明，无非是人类的一种有别于动物的生活方式的表现。谁规定了一种文明必须有科学？咱们按儒家的理想把社会进步冻结下来，不是也很幸福、很愉快地活了两千年了么？
可惜这地球上还有别的活法，等到扩张的西方文明打进来，封闭系统给打破之后，原来的最适生活方式立刻就进入了危机状态之中。这不是说咱们的文明不如人家灿烂，而是说咱们的文明不如人家的强大。说到底，这还是个“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功利问题。
可笑的是，爱国者们竟然看不出自己是在用西方传进来的价值观念在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正如胡适指出的，传统中国的主流社会一向鄙视小说，可后来却发现小说和小说家在西方的地位很高，这才赶快来“整理国故”，把那几部“才子奇书”刨出来，吹到了天上去。如果不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恐怕“王八戏子吹鼓手” 关汉卿同志绝对不会变成“中国的莎士比亚”、“世界文化名人”。
科技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西方崇尚科学技术，所以咱们赶快翻箱倒柜刨家底，从古书中断章取义，硬要弄出一群人去凑数。可惜这还和戏剧、小说、雕塑不同，在那些方面咱们确实能弄出点玩意来和鬼子分庭抗礼，而谁也没本事去煮无米之炊，连科学都没有却能弄出什么“古代中国大科学家”的神话来。
我在和别人争论时已经说了这个问题。您要说张衡是伟大的科学家，请问他发现了什么科学定律？他的学术著作在哪里？您要说祖冲之是什么伟大的数学家，请问他建立了什么数学理论或数学体系？
古代中国从来也就没达到古希腊人的高度，认识到定理必须加以证明，这可是人家在２６００年前就认识到的。而且似乎从来也不具备抽象能力，用一个符号来代替所有的具体的数，换言之，咱们从来没有发明“代数”—用抽象的数学符号“代”表具体的“数”。
因此，咱们不但不知道逐步推导求解，竟然连给出一个抽象的数学公式的能力都没有。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在我模糊印象里完全不能称作什么“体系”，无非是杂乱地教你一点具体的算法，那都是针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给出的，不但不知道教你一个通解（例如如何列出二元一次方程，又如何去解决它），而且就连具体解法都从不告诉你道理何在。
例如著名的“鸡兔同笼”，就是告诉你一个笼子里关了鸡、兔，不知其数，数头有几个，数脚有几只，问你鸡兔各有多少。那答案不是用这具体的例子总结出一个普适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而是告诉你把头数和脚数加以何种运算之后，便可得出答案。如此学法，请问有什么举一反三的作用，还能体现什么数学的抽象特点？
正因为缺乏这种抽象能力，中国古代数学家才从来没有创立什么普适的数学定理，统统成了只会作具体运算的工匠。可笑的是咱们还愣要说中国人发现了“勾股定理”，当真是海外奇谈！
所谓勾股定理，是古希腊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此人生于公元前６世纪（？），人家不但给出了一个普适公式，即大众熟知的“勾方＋股方＝弦方”（请原谅我无法打入数学公式），让弱智儿童都知道怎么应用它去求解一个个的具体问题，而且更作了完美严格的几何证明。
而咱们就有那本事厚颜剽窃人家的智力成果，愣要说是中国人发现的。那依据就是《周髀算经》上的一句话：“勾三股四弦五”，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分别长为３和４，则斜边长为５。
任何一个客观的读者来看这问题，都只能得出结论：这不过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解而已。发现了这个特解，能算发现了该定理么？知道这个特解，能在知道所有直角三角形的任意两条边长后，求出第三条边来么？更何况那严格的数学证明在哪里？
比这更无耻的，是愣要说所谓“杨辉三角形”其实是牛顿二项式。我已经说了，那不过是该三角形恰与牛顿二项式的系数一样而已。原书上根本就没解释那是怎么回事，是后人发现了两者的偶合。愣要说那就是牛顿二项式，到底有何根据？更不用说人家牛顿二项式可是给出那系数的通项公式来的，任你给定二项式的指数，人家立刻就可以算出某项的系数是多少来。就算“杨辉三角”真的就是二项式的系数，那又便如何？具体推导过程在哪里？能随便给个指数和项数就算出系数来么？杨辉三角可是只列出了有限的数目，指数超出了那数目又怎么办？
这些笑话，真正有民族尊严的知识分子应该引为耻辱。民族尊严不能靠谎言来维持，干这种事，和那些卖水猪肉的市井骗子到底有何区别？
当然，在一个自信心备受挫伤的民族中发生这些烂事也很自然，应该说是一种普遍现像。这种烂事似乎是老修首先发明的，凡文革前的中学生都该知道当初的数理化教科书里充斥着无数他们的谎言：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衡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茹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等等，等等。可是如果大家都这么争着卖“水猪肉”，到最后不是连谁发明了什么都要变成一本糊涂账了么？
而且，我那天说了，据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车轮，而印第安人却偏偏没发明它，难道人家就该为此去打连环吊，因为没有作出这人类的最伟大的发明而集体同赴黄泉，“死而足愿，欢乐归阴”（引自《李秀成自述》）？
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个民族要想成熟起来，首先心智要健全，有敢于正视事实，直视自己的弱点的胆气。过去咱们确实不如人，现在也不如人，为什么？那无非是咱们采用的生活方式和人家的不一样造成的，以后认识到这个毛病，急起直追，争取作出比人家更多的发现发明来不就完了么？何必要无聊到去吹老祖宗怎么怎么阔，甚至不惜堕落到胡编乱造，愣把八卦也吹成是二进制？
可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其实我的意思是，需要以崇拜伟人来为自己的自信心“催谷”的作法，无异于抽鸦片。如果那伟人或伟迹是编造的，那就更可悲了。不敢睁眼正视历史和现实的民族是胆怯的民族，而胆怯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
